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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是主要支持者。”

    “我知道。”滨田央伶的手指无意识的在毯子上轻轻敲击，像在弹无形的钢琴，“她上周来看我时说了。还带了您写的报告摘要，四十五页，我看了两遍。”

    尚衡隶挑眉：“有何感想？”

    “写得很专业，但漏了最关键的一点。”滨田央伶直视她，“你一直在说‘机制’、‘流程’、‘数据共享’，但没提‘人’。那些在海外受害的人，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？”

    尚衡隶觉得对方措辞有些傲慢了，但还是露出礼貌的微笑。

    “请指教。”

    “需要‘有人在乎’。”滨田央伶的声音依然平稳，但语速加快了，“我在曼谷那八天，每天想的不是‘谁来救我’，是‘有人在乎我在哪里吗？’。日本大使馆在乎吗？泰国警方在乎吗？还是说我只是一个需要填写的表格，一个需要处理的‘案件’？”

    茶室安静下来。铁壶的水沸腾了，蒸汽顶起壶盖，发出规律的咔嗒声。

    “您的方案里，”滨田央伶继续说，“受害者是一个‘数据点’，是说服政客的‘案例’。但对我来说，我父亲来说，我是女儿，他是父亲。政治应该从这个起点开始，而不是从‘主权’或‘预算’开始。”

    尚衡隶沉默了片刻。

    随后她从包里拿出一支笔，在随身携带的便签本上快速记下。

    “您说得对。”她抬头，“我会在下一版里加一章：受害者的权利与参与机制。包括但不限于：案件的及时通报、心理支持的提供、调